西安古城安定门城楼箭楼是古城墙四座门中保存最完好的

上世纪80年代整修前从东大街看长乐门城楼

       隋唐盛世与世界第一城

　　“秦川雄帝宅，函谷壮皇居。绮殿千寻起，离宫百维余。连甍遥接汉，飞观迥凌虚。云日隐层阙，风烟出绮疏。”唐太宗李世民一首《帝京篇》，以其君临天下的豪迈雄壮气魄，写意挥洒的笔触，描摹了唐代都城长安的盛景与气派。

　　唐都长安的前身，是隋代初期宇文恺主持兴建的大兴城，《元和郡县图志》记载说：“隋氏营都，宇文恺以朱雀街南北有六条高坡，为乾卦之象，故以九二置宫殿，以当帝王之居，九三立百司，以应君子之数，九五贵位，不欲常人居之，故置玄都观及兴善寺以镇之。”意即参照周易象数理论，比照乾符六爻，进行都城总体布局设计。

　　唐长安外郭城的范围和位置，在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考古发掘中已被探明。根据《隋书》、《唐六典》、《长安志》、《吕大防图题记》、《类编长安志》、《长安志图》、《唐两京城坊考》诸书中的记载，长安城“东西广十八里一百一十五步，南北长十五里一百七十步，周六十七里，其崇一丈八尺”。唐代的里程，大程是360步为一里，小程300步为一里；大尺12寸，小尺10寸，唐代建筑长安城用大程里和大尺折合计算后，外郭城墙的总长度已经达到36公里左右，这在1300年前，无疑是一件举世无双的宏伟工程。

　　根据今日考古学家的实体探测，庞大的唐代长安外郭城墙为版筑夯土墙，平均高度在5米左右，城墙基宽约9至12米，总长度将近33公里，累次叠筑，逐渐加高。东西南北城墙基点分别位于今日西安市新开门村，胡家庙，西郊任家口村，南郊木塔寨村；外部拥有防护型城濠，宽9米多，深度4米，到了中唐后，逐渐被废弃填平。唐长安城门建设比较完善，城门均包砖，增加了牢固程度，原因在于唐代已经有了抛石车等重型攻城武器装备，单纯的夯土城墙已经无法抵御这些武器带来的极大破坏力。在唐长安城的城墙上，皆筑有环城一周凹凸形女墙用以加固防御，其中南北城墙中段，各有一部分被利用为宫城以及大明宫的宫墙，因此被增高为三丈五尺，各城门处以及城墙各段，都有专门机构督促执掌卫士，不时进行修葺补筑。

　　高宗即位后，国势强盛，经济实力不断提高，长安原有低矮的城墙不仅有碍观瞻，也无法应付北方游牧民族南下时的侵略与骚扰，因此对城墙进行大规模修缮加高势在必行。为了突显大唐之强盛，唐王朝于高宗永徽五年(654)对长安外郭城增修两次；玄宗时期，也对长安城进行了大规模增修。经过数次大规模修建后，至开元年间，长安外郭城墙高度也为一丈八尺，大约5米左右。

　　整体布局上，隋唐长安城改变了中国自春秋以来，宫城位置在郭城一隅，官衙与民居混杂的布局，而将其置于城市中央，并在宫城之南修建专置中央衙署与禁军机构的皇城，从而突出皇权与中央政府威权。唐长安城中宫城与皇城的全新格局，突破了以往都城仅有内城外郭的传统格局，宫城在都城的北部正中，是帝王所居；皇城在宫城南部，集中了中央官署办公机构。纵横相交的路网把外郭城划分为108个坊，设置居民区和市场区。

　　长安城在整体布局上，严格的中轴对称，如外郭地区，以东西中央的朱雀大街为中轴线，东西两大区各自划分为55坊加一市；皇城地区，以东西中央的承天门南北大街为中轴线。外郭城地区各设东西向14街与南北向11街，极端平直，“街衢绳直，自古帝京未有”。由此形成的方格状坊里，除皇城正南36坊仅开东西两门外，其余坊里均设东西南北四向坊门，四周设坊墙。形制上也整齐划一，皇城以南东西十列坊，南北长350步；宫城东西两侧与皇城东西两侧12坊，长度均为650步；布局上也相应术数，皇城两侧南北排列13坊，“像一年有闰”；皇城正南东西四列坊，“以像四时”；南北九坊，则取《周礼》“王城九逵”之制。

　   随着城市功能性分区的诞生，长安出现了坊(居住区)与市(商业区)分隔发展的格局。长安之“市”分为东市和西市，是当时全国贸易中心，这里商贾云集，邸店林立，据近代考古发掘显示，东市南北长1000余米，东西宽24米，面积为0.92平方公里。市的四周，每面各开二门，共八门。西市内四街宽16至18米，主要为车马道，两旁有排泄水沟，及1米宽的人行道。市中“四方珍奇，皆所积集”，周围坊里居住有不少外商，从而成为一个国际性贸易市场。其中尤以中亚与波斯(伊朗)、大食(今阿拉伯)的“胡商”最多。

　　唐都长安因此是公元7、8世纪时世界第一的国际性大都会，全盛时期大约100万的总人口中，各国侨民和外国居民大约占到总数的2%左右，仅是流寓在长安的西域各国使者就有4000多人。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教授卡林顿·古德里奇因此在《中国人民简史》中感叹：“长安不仅是一个传教的地方，并且是一个有世界性格的都城，内中叙利亚人、阿拉伯人、波斯人、达旦人、西藏人、朝鲜人、日本人、安南人和其他种族与信仰不同的人都能在此和平共处，这与当日欧洲因人种及宗教而发生凶狠的争端相较，成为一个显明的对照。

　　长安城既是唐王朝政治经济的中心，也是唐代士人精英豪迈自信、积极乐观的情怀的寄托与具体体现。无论是岑参的“花迎剑佩星初落，柳拂旌旗露未亁”，还是刘禹锡的“春明门外即天涯”，抑或骆宾王的“三条九陌丽城隈，万户千门平旦开。复道斜通鳷鹊观，交衢直指凤凰台”，都展示了长安从一座具象城池向盛唐精神文化符号的过渡与升华。

       惨遭劫难的千年古都

　　“天宝以后，长安景象，日渐衰耗”，安史之乱，终结了唐王朝中期的繁荣景象，地方藩镇林立，李唐中央政府地位的衰落，导致这座壮丽的都城开始频繁遭遇战乱民变的蹂躏之灾：广德元年(763)十月，吐蕃兵入长安，唐代宗李豫出逃陕州，吐蕃“剽掠府库市里，焚官舍，长安中萧然一空”。唐僖宗中和三年(883)四月，黄巢起义军退出长安，“焚宫闱，省市，居第略尽”，而前来勤王的诸道官军军纪败坏，入城后对残破的长安继续“纵火焚剽”，导致长安“宫室居市闾里，十焚六七”。此后虽然经京兆尹王徽修复，但长安内外已是“荆棘遍城，狐兔纵横”。此后，僖宗光启元年(885)、昭宗乾宁三年(896)河中节度使王重荣、凤翔节度使李茂贞分别率兵攻入长安，又大肆洗劫，迫使唐皇出逃。最终，在昭宗天祐元年(904)正月，身兼宣武、宣义、太平、护国四镇节度使的朱全忠，在击败盘踞凤翔的李茂贞后，勾结宰相崔胤，强迫昭宗朝廷与官署百姓迁都洛阳，将长安宫室、官署与民居全部拆毁，所得建材沿渭河漂流送走，这是身为六朝都城长安所遭受的最大浩劫，

　　朱全忠挟持昭宗迁都后，驻防长安的佑国军节度使兼京兆尹韩建对残破的长安进行了改建，史称“韩建新城”，为日后五代各朝相继沿用。为了便于军事防守，韩建放弃了外郭城，改修皇城，使得长安城的建制大大缩小，新城面积仅5.2平方公里，是原长安城面积的十六分之一。这座“韩建新城”东西南三面城墙利用了皇城城墙，北面则以原唐代宫城城墙为垣，南面保留了原皇城的安上与含光两门，改三门洞为单门洞；东西两侧只保留了中间的景风、顺义两门，北面则新开了一座玄武门；府衙所在的子城居中偏东北，顺义门与景风门之间的大街贯穿全城，形成一条东西向的中轴线；而由承天门街北段、子城南面东西大街和安上门街北段所构成的折形街道，成为南北交通的主干道。此后五代宋金元历代，长安失去了中国大一统帝国首都和经济中心的地位。

　　青砖灰瓦包覆的西北重镇——明清时代

　　明洪武二年三月，大将军徐达率领北伐大军在攻占元大都后，引兵西向，渡过黄河，攻占关中，于三月六日进据这座已经在历史长河中退居二线的古都，改其名奉元城为西安府。西安府作为西北最重要的区域中心城市与军事重镇，是明军向西北出击，荡平蒙元残余势力的首要基地，也是刚兴起的大明王朝治理西北的行政中心。为了巩固北部边防，朱元璋的次子朱樉被封为秦王，驻守西安，作为藩王之首，有天下第一藩封之称。宋元旧城狭小破旧，难以容纳驻军，官署以及藩王府邸与百姓宅邸商界等诸般设施，扩建势在必行。

　　洪武初年，由于连年战事，民力凋敝，朱元璋下令“秦用陕西台治”，即秦王府城依托奉元城东北一隅的陕西诸道行御史台旧址兴建。这一选址决定了明代西安城的拓展方向——向东北拓展外城以便将秦王府环绕其中。洪武六年(1373)，负责工程的长兴侯耿炳文、陕西行省参政杨思义、都指挥使濮英上奏，声称宏大的城墙扩展工事已经展开，但仅仅依靠军士修筑已感不敷，申请征调本土民夫在农事间隙“助筑为便”。根据奏章，西安城的扩展规模为“开拓东大城523丈，南接旧城436丈，今又再拓北大城157丈七尺”。

　　由于秦王府的兴建始于洪武四年(1371)，城区同时向东拓展，所以必先拆除宋元旧城的东北两面城墙，旧有的城墙建筑材料极可能旋即用于新城墙，所以这项浩瀚的工程历时8年，直至洪武十一年(1378)，朱樉就藩于西安，才告一段落。不仅如此，由于龙首原整体地势东北高而西南低，向东北拓展，亦有利于城防。这一工程一扫宋元时代城池的狭小局促，奠定了明清时期西安成为西北政治文化经济中心的坚实基础，使得明清西安城的相当部分一直留至今日。作为一座军事重镇的明代西安城，其防御体系之完备坚固，在今天依旧令人叹为观止。在城墙四角，各有一座高出城墙约2米的角台，突出墙体11米，沿城墙外壁，每隔120米就有一座伸出墙体的敌台(马面)，各个相邻敌台之间构成的空间，可使守军利用弓箭、弩、掷枪、礌石乃至小型火器对进犯的敌人实施三面攻击。在敌台上，分别建有歇山式重檐两层式楼式建筑——敌楼，战时成为弓弩等冷兵器远射武器的发射基地。在城墙顶部内沿建有围墙，外沿建有垛墙，上有5984个垛口，间隔0.6米，垛墙呈“品”字形，中间预留一处高宽在九寸，外方内圆的悬眼，做瞭望，射击用。垛墙脚下也预留悬眼，供佛郎机炮、火铳射击用，垛口和垛墙顶部置有山字形封顶砖，以防御攀援而上敌人所用的飞钩与云梯顶部搭钩。

　　明清之际500余年，西安城墙经历了多次修葺，明穆宗隆庆二年(1568)，在陕西巡抚张祉的主持下，城墙整体被通砌以灰砖。到了1781年(清代乾隆四十六年)，陕西巡抚毕沅在任上再次修葺加固，将城墙基础向外伸出三尺，墙顶缩小一尺五寸，外侧上下斜度统一为五度，保证雨水能较快导入流水槽。为了加固墙体，全城沿墙基通砌两道三层石条，又在城墙外壁和城顶原包城砖的基础上，再追加一层新城砖。随着热兵器与火药的普遍使用，由于敌楼目标显著，屯兵易遭集中杀伤，毕沅拆除了所有明代所筑敌楼，改为硬山式面阔三间一层的驻兵卡房，共94处。

　　西安城的四座城门均为三重三楼建制，自内而外，分别为大城(主城墙)、瓮城、月城，以及分别建于其上的正楼、箭楼、闸楼。作为西安城最外重的防护，月城又称羊马城，比瓮城与主城城墙略矮约三分之一，紧邻护城河，控制架设的吊桥。月城之后，是墙体与大城等高同宽的瓮城，敌人若突破进入其中，会遭受来自正楼、主城、瓮城箭楼与瓮城环绕城墙四面的狙击。明代中后期，由于各地农民起义此起彼伏，又增设了东西南北四座关城。由四城三楼，马面、角台、垛口等组成的明清两代西安城防，在工业革命前冷热兵器混合时代，确实达到了固若金汤，坚不可摧的程度。

　　1644年，满清挥军入关，定都北京之后次年，即攻克了西安这座西北重镇，在前明疆域内，最早两处拥有八旗驻防的城市就是西安与江宁。而雍正朝之前，全国八旗驻防地中设有将军一职的，除了西安，只有盛京、江宁、广州、杭州等九地，足见其战略政治位置之重要。为了安置大批驻防八旗兵丁与家眷，于是从顺治六年(一说二年)开始，清廷就在西安城东北兴建城中之“满城”，作为其集中屯驻防御之依托。为了尽可能减少迁徙居民商户之纷扰，西安满城的选址定于城东北，征用了明代秦王府以及附属官署设施所用地，王府砖城则被拆毁荡平，辟为满城八旗校场：“西墙自安远门起，南至钟楼止，南墙自钟楼起，东至长乐门”，即北墙和东墙借用原有西安大城城垣，仅南墙与西墙为新筑。满城南墙与西安大城东垣相接处，正是长乐门外月城南垣与西安大城东垣相接处，故而能使东门外月城，瓮城与大城满城构成一个完整的防御体系。

　　爱尔兰记者、摄影师、人类学家基恩(A.H.Keane)在《北亚和东亚》中描述说，西安是维系鞑靼斯坦、西藏和四川与中华帝国腹地贸易的要地，向甘肃运送陶器和瓷器、棉花、丝绸、茶叶以及小麦，接受兰州的烟草、豆油、毛皮、药材与麝香，宝石也通过这里输送到西藏与蒙古。庚子事变后，由于慈禧与光绪皇帝行宫所在，除了食材、鲜花、皮革丝绸等，古董珍玩字画交易也逐渐勃兴：“沿街京官车马往来，已有京师气象。”从盐店街至南广济街以及梁家牌楼，是西安钱庄票号的麇集之地。尼科斯在游记中曾记述：“陕西人在全国范围内，都被视为银行家与金融从业者，在从公共广场(南门院广场)向西延伸的一条大街约半英里处，就有将近20家钱庄与票号，每年经手的银两数以百万计。”

　　明清时期，西安虽然已经失去了全国性首都与经济中心地位，但身兼省城府城，以及长安、咸宁两县县城，其城市规模除了北京、南京外，罕有其比。到了清代嘉庆年间，两县“在城坊”数量共计94，但面积远小于唐代规模，坊间不再有坊墙间隔，但设栅栏与栅门，街巷纵横，其中包括由官府或士绅出资兴修，由条石铺砌的官街及泥土小巷，东西向127条，南北向83条，而拐形街道只有21条，深刻体现了西安城数千年来一以贯之的“方城正街”格局。